主讲第112期 宋柯:在麦田里守望 华语音乐 激荡30年
以下文章来源于湾区文化沙龙 ,作者宋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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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活动由湾区文化沙龙和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,洛杉矶文化沙龙,七点书影联合举办。
主讲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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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讲人:
宋柯
Live Nation China 董事长,中国音像协会(CAVA)副会长,从事音乐行业超过20年,曾创办麦田音乐,曾出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和制作总监、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、恒大音乐公司董事总经理、阿里音乐集团CEO等。
【提问】:近些年中国音乐市场逐渐正规化,您如何看待中国音乐版权未来的发展空间?
宋柯:首先我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,与九五后乃至零零后的年轻人分享。我个人曾在美国留学两年,工作四年,工作地方就在南加州,因此我对洛杉矶、硅谷一带比较有感情。
我入行大概是1996年。那时还是实体唱片时代,属于卡带时代,然后有了CD。后来出现了无线音乐,包括手机音乐,到现在的播放器/互联网音乐。一直到近几年,音乐版权的价值才开始凸显出来。
工作前十年,我卖过五张中国销量第一的唱片,包括朴树、高晓松、刀郎、李宇春的唱片。这几张唱片的销量都在百万张,听起来很多,但是卡带的利润非常薄,每张我们只能赚大约一块两毛五。
那个时期,中国整个正版唱片行业每年产生的价值大概只有10到20亿人民币。市场上有那么多唱片公司、工作室、歌手,还有大量作词人、作曲人、录音师等等,这些价值分摊出来是非常少的,单靠版权收益无法支撑整个音乐行业的产业链。
同一时期,美国音乐版权市场一年创造的价值大约是200亿美金。即使考虑到当时两国经济差异,中国音乐版权市场也还是比较小的。在美国,很少看到唱片公司与好莱坞艺人签合约。因为经纪艺人是一项辛苦的工作,唱片公司既然靠版税就有那么大的回报,就不需要做这些了。
我现在服务的公司是 Live Nation。这家公司90年代末在美国第一个开始签“360度”合约,签了 U2 和麦当娜(Madonna)。相比版权收入,他们更看中商业演出的价值。
在中国,因为版权支撑不了音乐行业,公司要跟艺人签全“360度”合约,包括广告代言、商业演出等等。在客观条件影响下,中国反而催生了全球比较领先的商业模式。
搜索引擎对中国流行音乐行业的伤害比较大。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公司没有美国大公司那么强大的法务能力,早年中国版权法律保护也不够完善,中国流行音乐行业基本是在用艺人演出来补贴唱片公司。
2015年,中国政府发起了“剑网行动”,规范互联网音乐、文学、影视等版权市场,行动效果比较明显。我估算,现在中国流行音乐版权市场已经达到100亿左右,这些价值来自几大音乐网站、影视、周边、公播等等。虽然相对电影、电视剧市场,音乐版权市场增长速度不算很快。不过当下音乐版权市场对版权源头的回哺还是比较可观的,比过去好得多。
录音版权的有效期实际上是无限的,每年都能创造大量收入。我在恒大音乐工作时期,我们做过一笔投资,买下了当时中国可以购买的几乎全部音乐版权,不到两年就收回了成本。尤其现在,大家基本不听实体音乐了。随着互联网音乐被消费者认可,我觉得音乐版权的价值还会继续增加。
如今我们看到,音乐版权已经吸引到大量资本和平台:类似 KKR(Kohlberg Kravis Roberts)这种大的 PE(私人股权投资)会去买 BMG(Bertelsmann Music Group,贝塔斯曼音乐集团)这类音乐公司;华纳音乐去年在美国上市;中国腾讯公司也在前端内容领域投入巨大。
从这些现象来看,版权市场未来应该是一个能够稳定增长的领域。
【提问】:您认为中国音乐产业的规范性还存在哪些问题?
宋柯:当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做麦田音乐,有一个令我非常困扰的问题是,我们无法及时地拿到实际销售数字。我们的市场部门没法根据如此基础的市场数据来做规划。
我们去找发行商要销售数字,但发行商是不清楚的。发行商卖给中国各大区,各大区赊货给零售店,等到零售店的数据返回来,大概要滞后三个月。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个抽样的办法。我们雇一些大学生,周末到当地音像店呆一整天,就看我们的唱片实际卖出去多少。我们只有用这种笨方法,才能及时获得销售数字。
2006年左右,无线音乐起来了,到了数字时代。我们想,那销售数字问题应该能解决了吧?但实际上也没解决。
当时中国移动是大平台,中间还有服务提供商(Service Provider,SP),我们是内容放(Content Provider,CP)。彩铃下载数据理论上应该是实时的,但我们实际拿到的数据还是要滞后一个星期。而且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,因为中间涉及到结款,SP 环节可能会隐瞒部分数据。我们花了两年时间,实现了让内容方直接进入平台。但即便如此,要想拿到移动平台到省公司、市公司的实时数据,还是很难。
后来到了播放器时代,大家普遍用 QQ 音乐、网易云音乐、虾米音乐、阿里音乐等。作为内容方,我们在平台上可以看到点击数、销售数、评论数,可以作为制作和市场的参考依据,但这些数字也不是特别实时和准确的。这些平台对自己真实数据的保护是战略性的,因此也不会向内容方放出数据。
实时数据透明化问题,是中国音乐行业和电影行业的一个很大差别。广电总局当年强行要求院线安装实时软件,这是行政命令规范市场的一个很好的范例,命令下得很早,执行上也很强。我认为,近年中国电影行业的强大发力,与实时票房数据透明化有很大关系。所有制片方、发行方都知道当日排片、票房等一系列实时数据,这对工业体系的成熟是一个非常好的催化剂。它不仅可以锻炼出强大的宣发队伍,对内容制作也会产生很大影响。如今中国各种类型片的市场也都做出来了,不再是只有贺岁喜剧片。
在音乐领域,数字音乐目前仍然缺乏实时的回馈平台,更不要说实体音乐了。我们仍在努力,版权局已经在做一些工作,我觉得实现准确数据回馈的这一天不会太远了。
另外,新的《著作权法》5月1日实施,里面对版权保护有很多修正,我们唱工委(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)、音集协(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)这些组织也积极参与了修法过程。《著作权法》修订版做了很多对版权保护的改进,包括惩罚措施、惩罚金额、界定版权重新、界定公播领域、增加表演权等等。
我认为,如果解决了立法、执法的力度问题,以及行业实时数据对于整个产业链条的指导性问题,那么不仅音乐行业,所有涉及内容生产的版权领域,都可能获得很大改进。近期,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正在促成我们唱工委和未来的数字工委,与平台方形成常态化的对话机制。在政府和协会的指导下,这样的对话机制有助于迅速解决上述问题。
【提问】:Spotify、Apple Music 等美国应用采取订阅式,QQ音乐、网易云音乐等中国应用似乎更强调社交属性,为什么会出现商业模式的不同?是因为中国用户不愿意为音乐付费吗?
宋柯:在实体唱片时代,盗版占到95%以上。长期以来,大家对音乐养成了一种图便宜的心态,很多人认为为创意型产品花钱不值得。我觉得这种心态在中国可能还会持续10年。虽然大家也正在慢慢形成付费习惯,不过截止目前,纯粹依靠版权收益还是无法养活整个产业链。
互联网音乐平台,以腾讯为例,它有全民K歌、直播等在中国互联网粘性很高、赢利模式成熟的业务,只靠音乐播放器不足以支撑高昂的版权费。无论国际的还是本土的大唱片公司,如今音乐版权费并不算低。
视频网站也是一样,订阅费用无法覆盖购买版权的费用。但音乐与视频相比,广告收入方面远远不是一个量级。视频网站可以慢慢接手来自电视台的广告流量,可是音频播放器甚至连传统电台的广告都抢不过来,尽管电台和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就已经有量级差别。
一个音乐作品大多只有几分钟内容,无法像视频那样在内容当中再嵌入广告。互联网音乐平台通常只能卖些页面、banner 的广告。类似喜马拉雅这样的音频平台还好一点,比如一段听书节目几十分钟长,有嵌入广告的余地,但没人敢在一首歌的副歌之前来个五秒的广告。
所以,音乐播放器订阅不够、广告转化又少,那么挖掘社交的需求,可能也顺理成章吧。
另外,也许新一代有些人会对音乐品质要求更高,这也可能是音乐播放器的一个发展方向。毕竟现在流媒体播放音乐的品质还是比较差的,很多人在制作上花了特别大的心血,分很多轨路、抠录音、缩混、后期处理等等,但是在流媒体上基本呈现不出来。
可能很多用户也听不出来其中很多精巧的差异,但我个人觉得,未来音乐市场还是会更加细分的:专门听音乐的人,可以付费获得最好的音源、最好的体验;有社交需求的人,比如玩游戏或聊天的时候,也可以以音乐作为一个皮肤或背景。
我对未来趋势的一个个人判断是,在影视、音乐、游戏几大娱乐元素中,音乐可能会最先被“边缘化”。所谓“边缘化”是指,音乐的独立性可能最先被弱化,更少作为独立的作品被欣赏,更多成为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跨界存在、无处不在的背景,音乐将更多出现在游戏、虚拟社区中,就像咖啡厅、餐厅的背景音乐一样,会被大家都听到,但是又不被注意到。而音乐的商业价值未必因此降低,可能会有新的形式、新的消费方式出现。在我的这个未来判断里,影视未来也会像音乐一样经历这种“边缘化”,最终游戏统治一切。当然这只是对未来趋势的一种猜想,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东西。
【提问】:您认为演出类音乐节、Live House 这种现场音乐的未来发展会是怎样?
宋柯:从全世界范围来看,现场音乐是最传统、最古老的一个行业和商业模式。上世纪初,在录音、扩声技术没出现以前,现场音乐是音乐行业的唯一谋生手段。那个时候,伟大的作曲家、乐手、歌手基本上是依靠现场表演来维生。我觉得这种模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里不太会被消灭,因为人们面对面的这种感觉是替代不了的。即使以后 VR 等技术能把场面做得栩栩如生,现场人挤人的这种感觉依然是独特的。
自从我进入音乐行业,现场音乐就是我们很看重的一个领域。在过去唱片公司赚钱很容易的时代,公司不愿意做演出这类脏活儿、累活儿,而是交给细分部门,比如演出的筹办方、场馆方等。基本只有 Live Nation 这样把整体产业链组合起来的巨无霸公司才会去做现场。
另外,在版权销售数据不准确、法律保护不健全的情况下,现场音乐的票务收入还是很重要的。传统模式的力量在于你能实时拿到票钱,这个就决定了你有多少收入、能使用多大的场地。
说到音乐被边缘化,最近几年音乐节为什么变成了商业演出中发展比较快的模式呢?因为音乐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去体验音乐现场是大众对音乐节的主要诉求之一。其他诉求也包括在音乐节可以和一群人一同体验生活,而不只是在台下仰望喜欢的乐手。
比如,Landy(张培仁)他们做“简单生活节“,我们马上要在上海做”美妆音乐节“,都是因为音乐节跟生活本身有紧密的联系。我早早去现场,搭个帐篷、玩玩游戏、喝喝啤酒,舞台上的音乐作为背景,晚上还可以谈谈人生,这两三天就可以成为对你周中五天紧张学习生活的一种放松。
Live House 也是如此,我们在音乐中得到的体验是对生活的一种调整。这跟以前我们在录音机前认真听歌、读书,把它当作一件神圣的事情已经不一样了。现在的音乐变成了一些往后退的、背景性的、给生活添加一些色彩的东西。我个人不反对这种变化,因为音乐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功能。
这也联系到一个问题,比如为什么没能再出一个 Michael Jackson?是因为行业造星能力不行了,还是因为音乐的功能发生了变化?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【提问】:有种说法认为音乐品味的建立需要时间和机会,这是否意味着所谓好的音乐的流行音乐并不总是一样的?
宋柯:这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,我提供一下我的看法。我们小时候资源比较匮乏,好的文艺作品能碰到的比较少,所以我们那一代的娱乐或者文化的审美标准更珍贵。
我是从做高晓松和朴树的唱片开始的,看起来很文青。在华纳时期,我们有朴树、汪峰、叶蓓,但是我们也有孙楠和那英。到了太合麦田时期,我第一个签的是刀郎,第二个是李宇春,当时在行业内也引起争议。
我是听摇滚乐长大的。80年代刚开放的时候,我们也能听到一些国外的音乐,比如大学时听 U2、枪花(Guns N’ Roses)。我个人对流行音乐,尤其港台流行音乐非常不感冒,我甚至对高晓松的风花雪月也不感冒,但这不代表我不认可高晓松和港台乐手的才华,比如后来我听到周杰伦就觉得他太厉害了。我认为,只要做到了任何一种音乐类型中最好的,都是可以听的。
刀郎的作品里也有非常深刻和深情的东西,只不过他是从网络出来的草根歌手,后来又成了彩铃歌手。还有李宇春这样的选秀歌手,被贴了标签了,之后好像就有了标签的高下之分。我很不同意这种看法,鄙视链是很可笑的。任何一个领域,你做到最佳的时候都会打动人。肖邦、李斯特、昆曲当年就不是流行曲吗?梅兰芳当时就是流行明星。我现在听的特别杂,开始听爵士、巴赫了。也许这跟年纪有关系,但是年轻人不要被限制在鄙视链里,导致错过很多好东西。
【提问】:有人认为,从前乐评人和内容制作方对市场有导向作用,在如今这个流量年代,偏精英力量减弱了,市场接受的是容易被消化的、短小简单的音乐。您对此有何评价?
宋柯:我个人非常拥抱互联网,这也是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。我们那个年代是精英媒体掌控的年代,但是背后的模式跟今天并没有太大的差异,都是人们先投稿,经过审阅之后被录用。互联网只是把这个过程便捷化了,而且中间环节依靠个人成见作评判的因素也被改革掉了。只要你在网上发布,作品被认可,就会有追随者,再去带动更多的追随者,这个过程也挺好。
但这其中有算法,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思考。比如流量会影响内容的产生,这是良性还是非良性的循环?如果我们被流量绑着走,内容会不会变得劣质?不是没有这可能,因为流量就是钱,当你追着钱走的时候,大概会放低一些工业、审美标准。但总有一些人会逆流而上,比如当年大家觉得刀郎不行,但后来我找了李宗盛大哥给刀郎做制作人,大家就发现刀郎其实是个好歌手。
我再说一下昨晚(2月28日微博之夜)颁奖的感触。大家都说“流量小生”音乐、演戏都不行。华晨宇、李宇春不说,这些都是被市场检验过的。我听鹿晗、王俊凯,觉他们也挺认真的,用的也是国际团队;还有易洋千玺,在音乐上的追求还是很高标准的。而且他们好像也没有甘于现状,而是愿意做些东西,大概因为他们小时候受到过那些逆流而上的人的影响,这让他们自己也觉得该做点儿什么。所以我们其实不用担心,我们要反对标签化、放下成见,要具体到某个人、某个作品去评价。
蔡徐坤都把自己贴上音乐人的标签,去研究作曲、beats,我认为是好事儿。这里面有模式的区别,过去朴树、高晓松是先创作,遇到我、张亚东这样的伯乐就能出来。现在是先红,然后再去琢磨创作,也没错。现在流量明星的团队都是很厉害的。
艺人和作品都是金字塔形,二八原则依然适用,最伟大的永远是少数,抖音上也有可能出好作品。过去大家说每个出来的作品都是精品,那是因为好作品都是大浪淘沙淘过的,现在这个筛选的过程被公开化了,不是坏事。我非常乐观。
【提问】:地域性、方言文化因素对音乐创作和发展有什么影响?如果中国音乐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有竞争力,是需要在主流音乐领域努力、硬碰硬,还是应该多发掘自身特色?如果该多发掘自身特色,会不会反而是在迎合欧美中心主义寻找世界音乐的倾向,这算不算一种取巧?
宋柯:先说地域化。我很早就在这个问题上身体力行了,我在很多选秀节目中都很鼓励有地域特色的创作。比如云南这个地区,作品中不仅仅是方言,其实每句话都渗透出云南的地方特色。
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青岛的 hip-hop 歌手,叫沙洲,我特别喜欢他用青岛话创作。上海、成都、重庆、云南这些地区都是很以本土文化为傲的。当时很多 Live House 里处于地下状态的音乐人都大量用这种方式在创作,也包括粤语。粤语有香港文化的巨大影响力,一些颁奖礼上粤语和华语歌曲是平行的。所以方言本身和它代表的文化有很强的生命力。
现在有一部很火的剧叫《山海情》,最好的版本是西北话版本,冲击力特别强。对照美国的嘻哈,当然这里也分东岸和西岸,东岸的嘻哈就很纽约,而康普顿(Compton)就是西岸的代表。西岸作品产生的根源有两个,一个是阶级之间的愤怒,另一个是亚文化,他们想要不同于之前所有文化,比如大金链子、大肥裤子。
嘻哈带来了对地域文化的认同。如今,中国电影上开始有类型片,音乐上开始有方言作品,比如 GAI,他的作品一点儿也不违和,反而更有生命力,更生猛。美国流行文化这么突出,是因为它有好莱坞、纽约、纳什维尔、新奥尔良、西雅图,还有乡村、大德州,每个地方都有非常明确的地域化、类型化特点,这才是非常成熟的市场。
所以我非常赞赏中国用方言创造,当然前提是作品要好,用得要巧妙。传播上需要留意,用得巧妙,传播力度就非常大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消费自信能给文艺创作带来更好的东西。没有自信就出不了大腕儿、明星。
关于国际化的问题,硬碰硬还是走自己的路,这个不好说。我对 Lexie(刘柏辛)很关注。她创作上用中文和英文结合得非常好,非常不违和。以前我们歌里用英文是为了显得不那么土,但其实英文水平不行。这一代人语言掌控能力的提高,和由此带来突破边界的思维能力,是我们上一辈人所不具备的。
再往未来看,以后语言上真的还把英文和中文分得那么清楚吗?互联网上的语言真的不会成为新的语言吗?国家和民族的边界真的会分那么清楚吗?也许未来新的创作形式的建立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。
不必纠结中文音乐需要更国际化还是更本土化,只要相信这一代和下一代人,在地球村的范围里,他/她们会非常自信地去跟大家交流和融合,在新的领域里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,更加强大。也不用处心积虑地想着将中国音乐发扬光大了。
未来地域化的东西都是地球村里村东头和村西头的不同,可能会有大同的趋势,再未来可能会有地球和火星的区别,而不是地球上国家和民族的区别。我对未来很期待。现在世界上不好的东西都跟种族、文化、宗教、国籍的冲突有关,不再是资源的问题。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去掉,大概也能享受一次世界大同,也挺好。
【提问】:您在中国读本科和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专业都是环境工程,毕业后在美国做了四年珠宝行业的工作,回国后才投入音乐产业。我们当前学的专业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未来就业发展方向不吻合,有时也会迷茫。您对此有哪些建议?
宋柯:我上学的时候也很困惑。在清华环境工程读五年,当时就很不喜欢。来美国读书也只能选择环境工程,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奖学金,当时家庭环境不允许自费留学。但是七年工科读完之后,我觉得不必为专业困扰,因为大学最有价值是两件事情:交好朋友和建立逻辑思维体系。
好朋友可以给你带来新的思路,在你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中,他们的经历也可以供你借鉴。逻辑思维体系可以帮助你分析了解自己,你在哪个领域是强的,在哪个领域是弱的,在哪个领域可以加强。逻辑思维也可以帮你分析你未来想做的领域。你为什么想做这个领域?因为喜欢?挣钱多?有利于未来发展?创业?工作后你也需要逻辑思维帮你分析你与同事、老板、上下级的关系,对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判断与决策,更好、更快地解决问题。
我在德州读到第二年就不纠结了。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后,我的主要精力都在考虑自己。最后一年去洛杉矶之前,我花了一年时间想我们要做什么。开始梦想做个乐队,但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吉他水平比美国业余吉他手都相差很远。之后我想还是做商人吧。我们那个年代,大家工作都是统一分配,要坐班,我们就对经商有美妙的理想。大学时因为玩乐队,我聊理想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过要开一家唱片公司,还为此烫了个烟头。后来,我就用学到的逻辑思维思考,如果真的开了唱片公司,我应该怎么办?我应该去唱片公司实习,学习学习;应该读关于音乐商业的书。我都试了,但在洛杉矶应聘唱片公司还是失败了,最后只在一个小录音棚无薪实习了一个多月,学到了一些录音棚常用的术语。
虽然我对外界常说,是高晓松把我骗到音乐行业的,但实际上我是从大学开始玩乐队,当年一起玩的刘欢、高晓松都成了中国的大腕儿。回国前几年,我一直用逻辑思维在想开唱片公司的事情。直到1996年回国,高晓松邀请我投资开唱片公司,给他出唱片。至此,那个烟头的誓愿终于实现了。
我成功实现开唱片公司的愿望,是建立在当年的困惑和后来的思维能力之上的。虽然用逻辑思维能力做了很多分析,但这条路也不是一路顺畅。后来回想,大概这七年(高等教育)给我留下来的就是身边一群很厉害的人,这些人影响着你,激励着你。在事业的十字路口需要做判断的时候,逻辑思维能力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的选择。所以你学什么专业都没关系。这是我给大家纯私人的一些建议。
【提问】:您从1996年创办麦田,之后加入恒大、阿里,这一路创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宋柯:创业最大的收获是可以自己说得算。我之后加入恒大和阿里不算创业,打工的成分更多一点。去阿里之前,我在音乐行业唯一没触及到的领域就是互联网。我在阿里三年交到特别多的朋友,学到非常多的东西。这三年打破了我既有的曾经引以为傲的逻辑思维,重新梳理、归纳出新的逻辑出来,可以把互联网思维应用到音乐行业中。
创业过程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愉悦,同时也伴随巨大的责任,以及这种责任带来的困扰。创业是在巨大的痛苦和巨大的愉悦中交替往复的一个过程,但是总体来讲肯定比打工要爽。从人生角度来讲,如果经济不安全感很强,那么打工更好一些;但如果你喜欢当领导,那还是创业比较好。
【提问】:李志的歌迷想知道李志过得好不好?
宋柯:挺好的。我个人很欣赏李志。他第一个冲出来鄙视唱片公司的精英体系,我们私下是很好的朋友。他受到一点影响,但是从他艺术生涯、个人生活来讲,不算什么大事。他状态很好。
【提问】:刀郎的歌迷想知道刀郎的近况。您如何看待他当年突然成名后来又近乎隐退的发展轨迹?您如何看待年少成名?
宋柯:刀郎过得很好。他比较淡泊,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了很多制作人、扶持新人的工作。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歌手,现场魅力很大,他隐退从歌手的角度讲是个损失。但我们能看到他在制作领域的成就。
表面上,刀郎的成名是中国第一次互联网造星,并且成功破圈到实体音乐领域。但实际上,他还是在传统行业、在乌鲁木齐先火的。他在乌鲁木齐正版的磁带卖到两万盘,然后互联网引发到西北、西南、两广。他的作品在今天看还是很好的,一点不low。
关于少年成名,即使在好莱坞,20岁成名能一直扛住到30岁的也不多,具体原因因人而异。如果30岁以后还能持续站在那里,那是很棒的。大部分好莱坞明星是在30岁后才大红大紫,这比较符合客观规律。因为人到30岁前后才真正心智成熟,艺术创作能力才达到最强。
跟好莱坞比,我们的娱乐圈相对比较稚嫩。怎么一到30岁就成“姐姐”了?乘风破浪的姐姐,得挽救她们?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。很多女演员刚30多岁就说“哎呀,现在老了,没人找我们拍戏了”,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包括歌手,你看 Rolling Stone、U2,60多岁了还在唱,更别说演戏了。
我们的娱乐行业还是稚嫩。今天大家能把20岁成名这件事拿出来讨论,就是我们行业稚嫩的表现之一。人在哪个年龄段都可以成名,都没关系,重要的是要德能配位。成名之后出现问题的几率和成名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,主要看本人能不能抵御住名气带来的冲击。有些人20岁成名可以走到40、50岁,有些人35岁成名也是昙花一现。而如果和年龄没关系的话,还是早成名好,因为如果本人愿意奋斗,顶流可以带来更多能力和资源的加持。
【提问】: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和培养途径是怎样的?选秀行业输送了很多人才,但是从教育机制来讲能够培养专业人才吗?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比草根音乐人的优势在哪里?
宋柯:音乐人才培养体系分很多层次。中小学应该有常规的音乐课程。音乐可以给人的一生建立一个健康、正能量的基础。现状是,中小学音乐课的空间被升学压力挤压到很小。如果有能力的话,中小学应该建立合唱乐团,甚至管弦乐队,因为这样才能真正夯实音乐基础,这对我们民族是有很大意义的。小孩合唱对音乐素养的培养非常重要。很多大腕儿歌手都是合唱团出来的,比如王菲、那英、韩红,都是小时候唱合唱团出身的,这是基础的基础。
更上一级是专业的音乐学院,包括民营的和国家的,它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(声乐,演奏,舞蹈等),让学生有更加扎实的专业基础。另外就是偶像学校,基本就是日韩的体系,从9岁到13岁培养小孩往成为明星的路上发展。现在是一些经纪公司在做。这种学校比较少,而且它不是教学体系,是艺人养成体系。如果偶像学校可以有教学体系也是一件好事。
选秀不是培养体系,选秀是造星体系。到选秀阶段,前期的培训已经完成,是出成果的时候。传统的经纪公司,唱片公司也会做私下的选秀,或者说出道前的准备。目前我们的体系还好,可以出人才,有给年轻艺人出道的机会和途径,比如版权、商演、网综、电视台等,如火如荼。
【提问】:想请宋老师聊聊,像朴树这样有才华的音乐人,怎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地专心音乐创作,少一些通过商演、上节目来养乐队、出MV的负担?
宋柯:朴树和我已经合作了14年。我不需要给朴树做规划,他自己就调整了。当他自己想创作,不想出来挣钱、不想被外界打扰的时候,他的经纪人和我都说不动他。如果他觉得最近应该要挣点钱了,就说“有没有什么活啊,给我接一个”,那就出来一次。
朴树是一位特殊的艺人,他不代表任何行业规律。我也不是这个行业标准的老板,所以我们俩才能在一起14年,互相都不需要看合约。当然,我也不太靠这个,如果什么时候我需要朴树出来商演给我赚钱,那说明我这个老板也没有当好。
其实商业演出、接通告、拍MV,这些和创作并不冲突,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零和的关系。在我看来,这都是艺术家的生活,艺术家的创作需要生活,赚钱也是生活状态之一。如果你不生活,或者刻意地把自己隔离在大众生活之外,那也会影响到创作,使创作没有烟火气,只有仙气。从创作源泉的角度来讲,我认为烟火气还是要有的,每个人都要生活。但是每件事都要有个分寸,如果过度了就会影响创作。比如有些艺人天天接通告,确实没有时间去创作。创作不一定就是写词、写曲,唱歌、演戏本身也是创作和再创作的一个过程。只有从生活中提炼、沉淀,才能做好这些事。为什么我说30岁创作会更好?因为如果20岁成名的话,你沉淀的东西不够多,你恋爱都没谈过几次,又如何去表达爱情呢?
比如李宇春、吴亦凡都懂得平衡商演和创作,朴树就更不用说了。朴树在家做创作的时间远远大于出来赚钱的时间。虽然李宇春、吴亦凡经常出现,但实际上他/他们也会专门留时间写歌、录音、休息。在演唱会前夕需要练舞时,一般经纪人或者经纪公司都会给艺人少排一些通告,甚至不排。有时候一些商演需要一些艺人的档期,有些艺人会拒绝,而且并不是因为与另一个档期冲突,而是他这段时间就不接通告了,我们对此完全充分理解。
有些好莱坞明星也是这样,一年多都没有出席商演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国内行业比较稚嫩,如果某个艺人三个月都没上热搜,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红了。其实一年都不上热搜也不是坏事,天天上热搜也不是好事。
【提问】:目前行业中会词曲创作的普通音乐人生活状况如何?是否可以靠版权支持?
宋柯:只靠版权还是不行的,现在大部分音乐人还是处在靠音乐养不起自己的时期。目前中国版权行业还不是特别明晰,这不同于七八十年代辉煌的唱片时代,那时候出一张专辑,唱片公司暴富,艺人也能赚很多钱。未来音乐人可能会从网易云、QQ音乐上获得应得的收入,也可以像李志一样,自己出专辑、自己办演出。我作为行业协会的主理人,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会词曲创作的音乐人都可以通过版权谋生,这是一种奢望。
我可以举几个例子,朴树在年轻的时候被麦田音乐签约后走红。还有李荣浩,他原来是一名幕后音乐人,因为给陈坤做创作、编曲,由陈坤推荐给我。李荣浩的幕后创作能力被业界认可,所以当他开始出专辑后就迅速走红,这背后也是有五六年以上的基础。再比如金志文,他在好声音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幕后工作的经历。如果艺人真的有编曲的手艺,他们应该能生活得不错。
现在互联网盛行,发布作品门槛很低,这导致音乐制作数量非常巨大。2019年我们做音乐奖的时候,光是会员递交的专辑就收到五六千张,生产数量还是挺高的。在电影行业,每天只有几百部电影可以上院线,再刨掉院线一日游的,就剩下几十部是真正有排期的。音乐也是如此,能够到网易云、QQ音乐前列的,也不超过100张专辑或者500首单曲。6000多张专辑就是6万多首歌,这需要大量的幕后制作人来制作,所以说幕后制作市场还是可以养活很多人的。假如生产6万首歌,一首歌的总生产成本是1万元,所有歌得总成本就是6亿元。因此有才华的人不会被埋没;没有才华的人,如果几年内存活不下来,可能就需要换一个谋生手段了。
之前我在超女做评委的时候说过一句话:“这不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,这是修正梦想的舞台。”我也修正过梦想,我之前想当乐队主唱、想写歌,后来我很快就修正了我的梦想,就我这个嗓子、吉他水平,算了吧,我还是当个老板吧。行业需要给艺人这个修正梦想的过程。有些人从幕前到幕后,从幕后到幕前,还有很多人音乐行业没做好,到电影或者广告行业就大放光彩。
【提问】:在国内市场环境下,既做艺人、创作人,又做唱片公司老板,是否可行?
宋柯:无论是做制作人、做老板,或者做前台艺人,我个人都是支持的。这个还是要依据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和对周边环境的判断。
现在的创业条件比我96年创业的条件好太多了。我们那时候开唱片公司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当年要做推广,拍MV的带也要400元人民币,之后寄去各个电视台,他们大部分也不会给你还回来,就这点钱我们也得想办法凑。现在互联网时代,你一个PR就可以将之前唱片公司的整套运营都干完,你对于这些平台的玩法不一定比现在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更差。在这个实时反馈的时代,能分分钟了解流量,你只要对你的作品和你的艺人有信心、有把控,一个人还是有能力创业的。创业需要自我分析,也需要各方面综合考量一下。
【提问】:我和身边很多朋友是虾米音乐的早期用户,虾米对推广独立音乐、小众音乐起到了很大作用。请问您对于虾米音乐下架怎么看?
宋柯:这个问题无法回答。因为我现在还是阿里音乐的股东,依照公司政策,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我也对虾米感到惋惜。我只能说,在我管理虾米时期,不仅维持住了虾米非常好的体验,还满足了虾米分享到微信的需求。我运营虾米是日活、月活最多的时候。
虽然走向主流不一定是老虾米用户喜欢的,但是起码当时可以有机会抗衡。我辞去阿里音乐董事长职务已经两年多了,后来虾米的发展我完全不了解。
【提问】:为什么您说现在娱乐方式最终会统一到以游戏的形式呈现?
宋柯:我之前分享过一个想法,除了一个现实世界,还有一些平行世界。我觉得未来每个人大概会拥有一到两个虚拟的平行世界,里面的社会、经济、娱乐方式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,但虚拟平行世界对人的精神甚至肉体上的满足不会亚于现实世界。当然,有享受也会带来痛苦。
对键盘、屏幕玩得最溜的基本都是游戏一代的人。如果我们把游戏设想为一个社会的话,并且把这个社会再扩大一些,其实这就是未来平行世界的雏形。所以我的看法是,未来所有娱乐元素在这个领域里都将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呈现。
游戏现在是赚钱最多的娱乐产业,在中国市场,游戏就把影视、音乐都囊括了。为什么?因为游戏最符合人的本性,而且游戏的规则是在大家未来创造新世界普遍愿意遵守的规则。这也是我个人比较狂妄的预测。
我说的游戏并非指现存的某个游戏,而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和体验来面对一个新世界。我觉得这个时代不但会来,而且会来得比较快。我现在非常看好某一类游戏,我觉得它会进化成一个巨大的社区,酝酿出一套新的秩序规则,加上数字货币等技术条件,之后会爆发出第一个虚拟世界。比如我们当年玩过“虚拟人生”,但与它还不一样,它会以一个全新的概念出现。
说到这里,我也夹带一点私货,我又要创业了,基本思路是创造一个以游戏引擎驱动、以VR形式体现的新产品。我可能需要从音乐开始做,因为音乐比较碎片化,好做。这个产品的玩法很简单。比如我用VR做虚拟人的演唱会,用现实社会中的艺人甚至素人的虚拟形象,来虚拟一首MV或演唱会,再将它这个放在一个部落里。我们可以将这个部落想像成人类最早聚集的一个村落,这个村落里既有街头卖唱的,也有 Live House、五棵松广场、玫瑰碗场馆……你也可以到火星或银河系去唱。未来的屏幕应该是三维的,三维的屏幕可以造成位置差,从而区分不同粉丝的层级,类似游戏升级打怪的概念。所有粉丝的应援活动都以一种升级打怪的游戏玩法来实现,用户可以付费参与,也可以花时间参与,因为你的时间对于艺人的作品来讲都是价值。
我的这个创业想法也与我的判断有关。如前面讲到,我通过7年工科学习得来的逻辑能力,反复思考了3年,如何为下一代人创造一个既能在商业模式下运作,又可以和行业产生巨大关系的社会?
我的团队已经组建一年了,因为产品比较高精尖,所以现在还没有做出demo。音乐在产品中目前还是主角位置,因为我热爱音乐,我希望音乐未来除了在流媒体上播放,还能从视觉冲击、从音乐本质上产生一些高质量的附加值。
我在这里打给广告,如果有在 VR、AI 领域比较强的人才,欢迎你们回国找我。
我认为,游戏未来不但会主导人的娱乐体验,可能还会指导人生,比如在职场、学校都是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。年轻人的环境是充满娱乐化的环境,充满娱乐化的环境以游戏方式来体现,我觉得是非常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原则。
【提问】:资本市场对于音乐行业有怎样的推动力?
宋柯:这是一个好问题,你也是问对人了。因为我是在中国流行音乐行业内第一个拿到投资的,所以现在很多行业内公司的老板也会来咨询我。
当年是软银赛富的 Andy(阎焱)第一轮给我们投了900万美金,现在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,当时900万美金在我们行业都把大家吓死了。当年我们做一张专辑成本大概在30万到50万人民币,太合麦田一年出产量大概十几张专辑,所以唱片公司一年也就花几百万人民币。900万美金投资相当于是7000多万人民币,这在当年是一笔巨大的投资。
获得第一笔投资后,一次在纽约开会,我就和行业前辈环球音乐的老大谈起获得软银的投资,并畅想未来 IPO(上市)。环球音乐的老大非常不理解,说:“你能忍受公众股东对你的苛刻吗?VC(风险投资)你了解吗?VC 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,要是到时候他们要介入你的管理,怎么办?”
资本对于任何创业公司都是双刃剑,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。之前也是因为资本,我们错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会,而且错过了两次。当时正值金融危机,第一次机会是,我们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收购一个非常大的公司;第二次机会是,我们可以收购一个国际上特别大的公司,两次机会都被否决了。
当然,从风控角度来讲,这不一定是错误的抉择。从我个人角度讲,资本也给了我们快速发展的最大支持,但是确实也会有弊端。
这里我也提个醒,现在VC会要很多条件,比如优先清算、veto(否决权)、兜底等等,大家在接受投资的时候要考虑清楚。比如兜底规则会涉及到个人,需要谨慎行事。不过初期阶段,资本可以帮你大大初始积累的时间,是个好事。
文字整理:湾区文化沙龙工作人员
编辑排版:子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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